十年代上海农场记忆（2）
——小学、机关、工程队的食堂及其他
前两天雨花石在他的《七十年代农场机关印象》一文中感叹：“学校有学校食堂，机关有机关食堂，为何庆丰五队孩子要舍近求远，非跑到工程队食堂去吃午饭？至今不解。”哈，这倒给了我一个话题，雨兄点到的三个食堂我都吃过，可以聊聊。
（总场小学食堂）
第一个是学校食堂，记忆犹深的是60年代中后期那几年，每到春末夏初某一天，上午最后一节课的时候，学校都会组织全体小学生，去到西北角的食堂外面，每人发个免费的“课间点心”窝窝头。
其实在农场人的饮食和语境当中，普遍是没有窝窝头这种北方面食的，所以说到窝窝头，几乎就等同于“忆苦饭”。若是现代的朋友，可能就被惊艳到：乖乖隆地冬，饭店里夹臊子（肉末）吃的窝窝头，那是慈禧老佛爷也喜欢的御膳呀，你们农场人过去竟当“忆苦饭”来吃，也太矫情了吧？
呵呵，还真的有点土豪范，吃窝窝头的现场，还有出身最红、歌声最美、卖相最嗲的女同学，站在蒸笼旁边清唱，“天上布满星，月亮亮晶晶，生产队里开大会，诉苦把冤伸”、“苦苦菜，根儿长，根儿长在咱心上，门合不忘阶级苦，挖来苦苦菜，让我们尝”……一曲又一曲，哀婉凄凉，催人泪下。
唱着唱着，小美女早就泣不成声，内牛满面，其他小学生一边听着悲凉的吟唱，一边痛苦地咽着用米糠和野菜捏的苦涩窝窝头，也哭了。但不能不吃，也不能剩下，旁边有那么多的老师和同学相互监督着。哭着却不能皱眉，前者是阶级感情，后者是没有阶级感情。
我也不知神叨几百遍了，从小丧父，母子相依为命，上小学时母亲就常常生病住院，那时我的班主任是美女张丽仙老师，她可怜我，想着减轻我母亲住院时的压力，就让我中午别回家了，和她一起在学校食堂吃饭，吃完饭在她的集体宿舍午休。这事让喜欢张老师的女同学嫉妒了几十年，也让我感激终生。
我是在学校食堂吃过一阵子午饭的，只是没想到，事隔半个世纪，还能拿出来，在雨兄面前抖抖。
第二个故事和机关食堂有关，先晒一张“”拍卖网上的照片，居然是73年10月版机关食堂的弍分菜票。想来大概是和新成立的海丰农场有个切割，省得和曾在机关的老知青，还有伙食供应上的纠葛。
在那个计划供应的年代，每个人的粮油、副食（肉蛋豆制品等），只有很少的配额，我记得每个月食油四两，砂糖半斤，粮食则根据年龄和工种不同而不同，一个中学生大概32斤，重体力的劳动者可能就在40斤以上了。
（农场供应站）
如果你想在农场的供应站买斤饼干，除了钱，还要另给一斤的粮票，当然还要刷脸，不是农场人，营业员是不买给你的。别看船夫现在如何的讨美女喜欢，却是有前科的，小时候就犯过“投机倒把罪”。
据他自己交代，一天中午和几个同学到街上闲逛，一个当地老百姓怂恿他到河对面的农场供应站买双凉鞋，并把找零的两毛钱给他买糖吃。他买了鞋给了人家，也买了一大把硬糖，与小伙伴half、half，说说笑笑就回了学校。
可是还不到下午放学，老师就把他叫出课堂兴师问罪，有小伙伴主动向老师认错，说吃了船夫投机倒把买的糖……船夫顿时傻了，哪有什么“吃了人家的嘴软，拿了人家的手软”？吃了拿了才更硬呢！接着当然是全班检查、虚心接受同学们的批斗喽。
还是小街上的供销社比较厚道，他们不拒绝农场人买货架上的任何商品，只是到桥头饭店买大饼油条，只收江苏或全国粮票，农场人发的上海粮票是不收的。
农场人肯定是小娘养的，什么票证不值钱就发什么票证，比如上海的粮票没有江苏的值钱，就发上海的；江苏的布票没上海的值钱，就发江苏的。所以虽然号称“阿拉上海宁”，但想到上海买件的确凉衬衫，却没有上海布票，想买双CC底牛皮鞋，又没有工业券……吃瘪的农场人，最多也就在自家的供应站发发飙，欺负更苦恼的当地老百姓罢了。
如果农场人嫌自己做饭太麻烦，还想吃食堂的话，那么就只能把这些可怜的粮油配额，让渡给单位里的食堂了。事务室每个月将你的定粮以饭票的形式发给你，每斤饭票收费0.15元，比粮店里0.14元的生米，贵了一分钱的煮熟费，菜票就随便买多少了，这就叫搭伙。毕竟两分钱买客炒青菜，将就着也能下饭的。
搭伙就有粮油归属问题，哪个单位的食堂占了你的指标，你就只能在那个食堂买饭菜，农场那么多单位、村庄，各有各的食堂，饭菜票是不一样、也不通用的。所以，家住庆丰五队的雨兄，既没有粮油关系在学校、机关的食堂，RP一时又不及我，没人赏饭，自然是吃不了的。
好在雨兄所在的庆丰五队，是属于工程队的家属队，男人做工、女人种地，考虑到自己员工的孩子上学午饭不便，也就容纳了他们，想来内部的划拨、结算也方便一些。要是换作其他生产队的孩子，也就没这个便利了。
要想就近吃饭，就只能把粮油关系转到学校食堂，住校的学生通常是这样做的，但只在校吃午饭的学生，回家后上顿和下顿还怎么吃呢？即便能吃，想想金贵的粮油配额，悉数被学校食堂掳去，也不心甘呀。
（上海农场管理局场员及劳改人犯供给迁移证网图）
在另一个拍卖网站上，我又看到一张年农场的“供给迁移证”，说的是有一个庆丰卫生所的人要调到第二作业区工作，其中第一项便是“伙食费已供给至2月16日某餐止”。你以为饭是可以到处乱吃的？连哪一天里的哪一顿已经吃过，“餐止”也要写得清清楚楚的好不好？
我也不是真的RP爆棚，但在机关食堂却是吃过早饭的，文革初期有一阵子，医院和机关的食堂饭菜票居然可以通用。医院的早点不配胃口，就会在上学途中，经过大坝下面那个机关食堂，医院的饭菜票买些早点。但机关食堂也有狗眼看人低的炊事员，看见我们外邦的小孩去买早点，就没好眼色，有时有也不卖，说是给谁留着的，就只能灰溜溜地离开，饿一上午了。
到机关食堂买早点，最好是碰到一位机关的同学代买，否则就象做贼一样胆颤心惊，还没有保障，渐渐也就不去了。其实本来也就是觉得“隔灶头的饭好吃”，喜欢食新食异，吃过了才知道，农场哪个食堂医院的好。这应该不是自夸，而是共识。
（工程队食堂）
最后就来说说工程队的食堂，50年代中后期，我母亲下放到时丰、庆丰的卫生所，几经搬迁绕了一圈后，大概在年前后，医院工作。刚回来的时候，医院没有房子，我们家在四岔河南岸，大坝上工程队的草房借住过一阵子。
那时三年灾害刚刚过去，食物依然匮乏紧张。因为家在那里，我又入托在那里的托儿所，医院较远，就想在工程队的食堂搭伙，那里的队长、事务长等虽是母亲熟悉的老同事，但也交涉了许久，最后的折衷是，我们家只可以在工程队食堂买饭和蔬菜，肉食等荤菜不可以。
每天中午托儿所里的孩子们，都被下班的大人带回家了，阿姨也要下班。医院下班后，还在匆匆赶回工程队的路上，所以她让我独自先去工程队的食堂里排队等她赶来。
记得有一次排队还没等到她，就轮到我了，看见有红烧肉，就说买红烧肉。里面的炊事员从饭窗伸出头来一看，见下面是一个外邦的小毛头，正举着碗和饭菜票，就说红烧肉不能买。
我那时只有几岁呀，想着大概是手里的这点饭菜票不够吧，他给我打了一客炒青菜，里面舀了一点肉汤，我咽了咽口水也就离开了。但这一幕却让后面一位中年男人看到了，朝我笑笑，貌似认识。
母亲可能是遇到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，过了很久还没有来，我一个人坐在食堂的饭桌上吃饭。这时刚才朝我笑的中年男人走了过来，把他那客红烧肉上面的肥肉都夹下来，放进了我的碗里，让我这顿饭吃得津津有味，一直记到今天。
饭吃到一半母亲才来，见我碗里有肉很是惊奇，问哪来的，我指向坐在另桌不认识的中年男人，母亲对着他说：“哦，老徐呀！”又对着我说：“赶紧谢谢老徐伯伯！”
老徐伯伯笑着对母亲说：“阿拉两个一老一小搭配正好，侬晓得格，我迭个毛病不好吃壮肉的，拨伊吃正好，一眼阿弗浪费。”但是当时三年大饥荒才刚刚过去，谁都已经饿得皮包骨头，缺少油水，肥肉可是比瘦肉更令人眼馋的好东西。那个时候不大可能有高脂血症的，但不知老徐伯伯得了什么病，血丝虫病乳糜尿？竟然不能吃肥肉。
后来我常常在四岔河看到老徐伯伯，蛮活跃开朗的，待我长大些才知道，他是工程队的会计，与我母亲等都是农场早期熟悉的同事，上面那张54年的“供给迁移证”里，会计红印可能就是他的，给我吃红烧肉的时候他还是单身。
（医院食堂）
在工程队临时住了一年半载之后，医院还是没有腾出来的房子，我们家又搬到了四岔河北岸的运输队，那里离母亲上班的门诊近在咫尺，真的是“听到预备铃过去也不会迟到”，自然是搭伙到医院食堂，只是去到那里，比门诊要远得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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